終於看完整本吃羅宋餐的日子。老實地說,真的無甚好感。我會看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鄧小宇童年時曾在電懋當童星,參演十多部國語片,我很想知道現在他會怎樣看電影,不論是以前的,還是現在的,我也願聞其詳,到底我是一個電影系的學生。又,想透過閱讀作者的文章,沾染一點點他「號外」式的生活態度,使我可以放鬆一下自己,別活得這樣繃緊。可是,把書看過後,我不但不能放鬆自己,而且還生活得比看書前拘縮,一分一秒都怕自已會無意破壞一些莫須有的規則,冒犯「長輩」。原來,我輩跟「長輩」間的鴻溝是多麼的闊;原來,有一些人依然執著,誓要麻木悍衛不合時宜、帶歧視色彩的觀念;又原來,「以前」永遠是好的,「現在」必然不如「以前」。我深信,時光機甫被發明,某些人便會魚貫登機,著急返回他們眼中「最好的時光」。
這本書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名為擦身而過,鄧小宇在這部份望赤壁,懷其古;第二部份叫作私人風景,鄧小宇大談自已喜歡的電影、明星和唱片等;最後的部份是城市漂流,作者最主要在大部份的文章中挑剔這,挑剔那,借此突顯自己屬於那一個光輝的年代,現在的人如何不濟諸如此類。
有很多篇文章都反映了作者如何看扁現在的香港。第一部份作者己開始無謂無理的長吁短歎。例如作者說七號巴士的傳奇不再,各名校的學生失(姿)色不少,再沒有教人心碎的愛情故事。 一個中年男人仍盼望在七號巴士上瞄到旗袍少艾,何解? 然後便懷疑這是因為教育制度的改變而造成的。那麼,改變了的教育制度,其目的是要教我們甚麼?如何穿好中式旗袍?作者又提到,自己的家雖然不算富有,但父母總是會不時帶全家人到文華半島High Tea,有一種高尚的生活態度。相比之下,現在的港人生活沒情沒趣,只會到街邊吃魚丸,到許流山喝甜湯。作者還質疑香港會有多少人,在負擔不起到文華High Tea的情況下,於自己家中泡咖啡享用,更慨嘆香港人的生活質素越來越粗糙。我對此篇文章﹣﹣吃羅宋餐的日子,極其反感。這不是中產階級的老毛病是甚麼?自命高級,漠視窮人的生活慘況,我真想問一問鄧小字,究竟他知不知道他睥睨的街邊檔,已是窮苦大眾的文華; 五元幾粒的魚丸,已經是一家幾口的半島High Tea ?中產階級是從貴族演變出來的,而鄧小宇,仍然像一位住在城堡中,只會從高看低,白眼人頭頂無光的貴族子弟。
最教我失望,令到我不想看下去的,是談論電影的部份。 無甚高論同時又沒有自己的見解,他寫電影的觀後感跟一個隨便在報紙副刊上看過一些專題介紹後,便拾人牙慧寫影評的人一模一樣,極重樣板文章的色彩。唯一書寫的意圖,好像是因為想把自己的腦袋作陳列櫥窗,把自己觀看過的電影通通陳列,藉此彰顯自己影痴的身份。讀電影系的學生不用看,亦不要浪費時間去看。
最後一部份亦離不開抱怨,其中惹人偏憎的一篇講到作者跟他的好友白韻琴看不慣地鐵站的上班族不會自覺地遵守左行右企的「禮貌」,卻又悲中帶喜,心存希望,因為在中環、金鐵等「高級」、「西化」的地鐵站,會讓路的人正在漸漸增加。這真是一種討嫌的態度!生活迫人,還硬要別人跟你裝禮貌,守禮節?地鐵站早在兩年前呼籲乘客不要再左行右企,着乘客們緊握扶手免生意外。中產階級的虛偽,在第三部份的各篇都表露無遺。求求你們,看清楚時代的巨輪轉得離你們多遠吧。
他們在等待時光機完成時等得不耐煩,又會埋怨這一個年代的人頭腦不靈活、腦袋「轉數」不如他們快吧。我想了解,他們會有與時並進的思想,兼容並包的價值觀,去迎接時光機這新發明嗎?一邊以不同碼數的尺子和多重標準,去量度不同年代的香港的鄧小字及他的朋友們,會接受及承認自己的落伍嗎?舊時是多麼的前衛,多麼的大膽以坎普文字書寫的鄧小宇,對不起,現在只剩下老土。雖然懷愐當年的良辰美境並沒有不妥,但是請你,和你的朋友也要接受時間流逝帶來的轉變。
八股文字自是難看,猶可修改,八股思想則神仙難救,無可救藥。
2010年7月5日 星期一
2009年12月28日 星期一
Too busy, yet I still got to post it
國家不解釋
民主人士劉曉波二十五日獲罪判刑十一年,舉世震撼。北京選擇耶誕作此一舉,看來並非為了利用節日氣氛掩人耳目,而是恰好相反,偏要選在西方世界最重要日子高調重判劉君,看他的支持者怎奈何。這個做法,在今天中國「雄」起來了的形勢底下,十分自然。不過,和在國際上如此張揚不同,北京在國內卻低調之極。如果不是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報會上有外記提問、新華社轉載外交部發言人的簡短答覆,判決的消息因而上了網,否則大陸人根本不知道。判決書出來後,筆者試「百度一下」,發覺顯示的一大堆「劉曉波」條,全部另有其人,犯的法與「顛覆國家政權罪」毫不相干,本文所指的劉曉波,早在「百度」消失;再試「谷歌中國」,也只能在少數一些非.cn域名的小道網站上找出判決書,且絕大部分都要「翻牆」才能看到。判決書如是,其中作為劉的主要「罪證」的六篇文章和〈○八憲章〉文本,更早已從大陸互聯網上蒸發;大陸人要明白劉案到底是什麼回事,根本不可能。中共色厲而內荏,此是明證。筆者嘗一再指出,幾十年來,政治始終是中國大陸之死穴,要保持大局穩定,一靠經濟極速增長,二靠蠻不講理的專政機器;若非如此,局面縱有一個「大得不能倒」的黨去支撑,也很難撑得起。(可笑的是,上周還有本地愛國分子提議在內地搞「十三億人民公投」。)區區一份判決書,在中國這個「法治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姜俞語),搞得如此神秘兮兮,倒引起筆者仔細閱讀的興趣。判決書不長,七、八千字左右,主要分四部分:指控、答辯、證言、判決,其中證言部分最長,是其餘總和的一倍多;此段文字詳細證明劉曉波伙同他人「炮製」〈○八憲章〉,並把六篇文章在境外問題刊物或網站上發表。對這兩點指控及所列證據,判決書指劉完全承認。至於劉的這些行為為什麼構成違反《刑法》一○五條二款,而不屬於《憲法》上列明的公民政治權利的一部分,判決書則一個字解釋也沒有。國家不解釋。
然而,其他文明國家不是這樣搞法治的,筆者舉○五年加拿大一宗涉「挑動社群仇恨」及「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審判過程為例。案中被判有罪、後被加國政府驅逐出境的德國人安宣道(Ernst Zündal),是個納粹主義者,一九五八年移民加國,一直未得該國國籍;七十年代,他開了一間出版社,向全球推銷納粹主義書刊如《六百萬猶太人真的被害嗎?》、《我們熱愛希特拉的理由》等。他的影響據說相當大,單是美國客戶便為數三萬。一九八三年,一名加籍猶太人向加國人權審議庭投訴安氏行徑,安大略省政府接受投訴,並以安氏出版《六百萬》一書干犯蓄意散播虛假消息罪為由起訴他,官司打了五年,安氏二勝一負,案件進了聯邦最高法院;九二年終審結果,認為之前的判決違憲,安氏遂得無罪獲釋,而他出版該書的行為,屬於言論自由,受加國憲法保護。長達九年的法律程序,爭論的便是安氏的憲法權益。同一議題,劉曉波在本月審判中向北京法院提出,判決書答辯部分也提及這點,但審判長根本不談這個問題。
安氏雖然得直,但加國人權審議庭繼續研究他的出版物和網站是否散播民族仇恨、干犯另一法律,他的前妻也主動參加調查。安氏見勢不妙,離加往美,非法在美居留三年,於○三年被美國遞解返加,但此時他因為三年未踏足加境,已喪失加國居留權,甫入境便被查扣。加拿大聯邦法庭最後根據他和加國其他新納粹暴力組織的密切關係,認為他對加國構成治安威脅,不再讓他居留,把他解返德國,德國政府馬上控告他,罪名是「挑動對少數民族仇恨」。長達兩年的審判,爭持非常激烈,結果,安氏被判有罪,入獄五年。無論是加拿大還是德國,審判安氏的法律過程,要點都在於判別他的行為是否違法,而不是他有沒有做出那些行為;後者根本不成疑問,因為都是公開的。劉曉波案也一樣,他的「犯罪行為」公開得不能再公開,問題是他那些行為是否受憲法保護。在大陸,國家不講道理,法庭自然也不方便講什麼道理。中國大陸是個「不講道理的法治國家」。
劉案判決後,本地當權派絕口不談有罪判決的對錯,倒是城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梁美芬博士有新穎見解:量刑太重是外國政府說三道四的結果。這用是什麼法律理由呢?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本國受審,外國人「說三道四」,被告便罪加一等,法律學者應該認為是這個國家的司法或法制有問題罷,怎會把這個法律過錯委諸別人呢?外交部指摘外國說三道四還可以,但那絕不應該影響本國司法!看來,城大乃至本港其他法律學院師生就梁博士這個理解深入討論一下,會很有意義。
篇幅關係,有關劉案的其他方面,明天續談。
民主人士劉曉波二十五日獲罪判刑十一年,舉世震撼。北京選擇耶誕作此一舉,看來並非為了利用節日氣氛掩人耳目,而是恰好相反,偏要選在西方世界最重要日子高調重判劉君,看他的支持者怎奈何。這個做法,在今天中國「雄」起來了的形勢底下,十分自然。不過,和在國際上如此張揚不同,北京在國內卻低調之極。如果不是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報會上有外記提問、新華社轉載外交部發言人的簡短答覆,判決的消息因而上了網,否則大陸人根本不知道。判決書出來後,筆者試「百度一下」,發覺顯示的一大堆「劉曉波」條,全部另有其人,犯的法與「顛覆國家政權罪」毫不相干,本文所指的劉曉波,早在「百度」消失;再試「谷歌中國」,也只能在少數一些非.cn域名的小道網站上找出判決書,且絕大部分都要「翻牆」才能看到。判決書如是,其中作為劉的主要「罪證」的六篇文章和〈○八憲章〉文本,更早已從大陸互聯網上蒸發;大陸人要明白劉案到底是什麼回事,根本不可能。中共色厲而內荏,此是明證。筆者嘗一再指出,幾十年來,政治始終是中國大陸之死穴,要保持大局穩定,一靠經濟極速增長,二靠蠻不講理的專政機器;若非如此,局面縱有一個「大得不能倒」的黨去支撑,也很難撑得起。(可笑的是,上周還有本地愛國分子提議在內地搞「十三億人民公投」。)區區一份判決書,在中國這個「法治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姜俞語),搞得如此神秘兮兮,倒引起筆者仔細閱讀的興趣。判決書不長,七、八千字左右,主要分四部分:指控、答辯、證言、判決,其中證言部分最長,是其餘總和的一倍多;此段文字詳細證明劉曉波伙同他人「炮製」〈○八憲章〉,並把六篇文章在境外問題刊物或網站上發表。對這兩點指控及所列證據,判決書指劉完全承認。至於劉的這些行為為什麼構成違反《刑法》一○五條二款,而不屬於《憲法》上列明的公民政治權利的一部分,判決書則一個字解釋也沒有。國家不解釋。
然而,其他文明國家不是這樣搞法治的,筆者舉○五年加拿大一宗涉「挑動社群仇恨」及「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審判過程為例。案中被判有罪、後被加國政府驅逐出境的德國人安宣道(Ernst Zündal),是個納粹主義者,一九五八年移民加國,一直未得該國國籍;七十年代,他開了一間出版社,向全球推銷納粹主義書刊如《六百萬猶太人真的被害嗎?》、《我們熱愛希特拉的理由》等。他的影響據說相當大,單是美國客戶便為數三萬。一九八三年,一名加籍猶太人向加國人權審議庭投訴安氏行徑,安大略省政府接受投訴,並以安氏出版《六百萬》一書干犯蓄意散播虛假消息罪為由起訴他,官司打了五年,安氏二勝一負,案件進了聯邦最高法院;九二年終審結果,認為之前的判決違憲,安氏遂得無罪獲釋,而他出版該書的行為,屬於言論自由,受加國憲法保護。長達九年的法律程序,爭論的便是安氏的憲法權益。同一議題,劉曉波在本月審判中向北京法院提出,判決書答辯部分也提及這點,但審判長根本不談這個問題。
安氏雖然得直,但加國人權審議庭繼續研究他的出版物和網站是否散播民族仇恨、干犯另一法律,他的前妻也主動參加調查。安氏見勢不妙,離加往美,非法在美居留三年,於○三年被美國遞解返加,但此時他因為三年未踏足加境,已喪失加國居留權,甫入境便被查扣。加拿大聯邦法庭最後根據他和加國其他新納粹暴力組織的密切關係,認為他對加國構成治安威脅,不再讓他居留,把他解返德國,德國政府馬上控告他,罪名是「挑動對少數民族仇恨」。長達兩年的審判,爭持非常激烈,結果,安氏被判有罪,入獄五年。無論是加拿大還是德國,審判安氏的法律過程,要點都在於判別他的行為是否違法,而不是他有沒有做出那些行為;後者根本不成疑問,因為都是公開的。劉曉波案也一樣,他的「犯罪行為」公開得不能再公開,問題是他那些行為是否受憲法保護。在大陸,國家不講道理,法庭自然也不方便講什麼道理。中國大陸是個「不講道理的法治國家」。
劉案判決後,本地當權派絕口不談有罪判決的對錯,倒是城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梁美芬博士有新穎見解:量刑太重是外國政府說三道四的結果。這用是什麼法律理由呢?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本國受審,外國人「說三道四」,被告便罪加一等,法律學者應該認為是這個國家的司法或法制有問題罷,怎會把這個法律過錯委諸別人呢?外交部指摘外國說三道四還可以,但那絕不應該影響本國司法!看來,城大乃至本港其他法律學院師生就梁博士這個理解深入討論一下,會很有意義。
篇幅關係,有關劉案的其他方面,明天續談。
2009年12月23日 星期三
逆向的犬儒
一篇來至國內南方都市報的文章:
與西方代議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這些人非常熱情,也非常關心公共事務,在網上逢帖必跟,在報告廳里一定舉手;可他的結論卻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談” 與“做什麼都沒有用”。看起來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沒有巨大的悲情和沮喪,那位聽衆又怎會拿著麥克風不放?他看到的問題很多,而且一條串一條,他的無力感如此深重,乃至於他要激情地宣告“說什麼都沒有用”。當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說什麼都沒用,但他必須泄出這份心頭的重壓。
人民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對政治人物的高度懷疑,通常都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的致命傷。假如人人都覺得公共事務與己無關,都認為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會說謊,誰做都一樣,從而導致投票率長年偏低,那麼公民的參政權又該從何談起呢?這種政治冷感正是許多學者反省代議民主政治的起點,他們通常會把它形容為犬儒主義的表現。這裡所說的犬儒主義,指的不只是一種價值上的虛無,對一切價值判斷和選取都抱著懸擱的態度;更是一種行動上的無能,不相信自己的一票可以改變什麼,也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學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已經淪為“選主政治”,來來去去都是一幫精英權貴在輪流換莊,普通老百姓的權力微乎其微。活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人又怎能不犬儒不冷漠呢?
過去兩年,我在內地參加過的論壇、演講和沙龍起碼過百場,幾乎每一次我都會碰到一些有備而來的聽衆,借著提問的時間發表一場迷你演說。他們的目的不是發問,他們所說的話也可能與活動主旨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他們的神態激昂,言論鏗鏘,一股氣勢噴薄而出。盡管主持人有時候會要求他們長話短說直達重點,盡管其它聽衆有時會不客氣地以噓聲要求他們中斷看似冗長的發言,可他們還是可以面無愧色地滔滔不絕。也許是在香港住得太久,習慣了港式的冷淡,我總是震懾于這些聽衆的熱情,同時又不得不感到一絲困惑。
為什麼內地會有這麼急切的聽衆,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公衆面前發言?尤其是當話題涉及到時政的時候。近乎本能的回答是他們發表意見的空間太少了,平常沒人理他,所以一定要把握機會盡情發泄。可是再想深一層,便知這個答案還不夠仔細,因為這是個網絡的時代,人人都能在論壇、博客和微博上一吐心聲,這些聽衆又何必去人家的舞台上唱自己的戲呢?思之再三,我只能想出兩個理由:一、網絡那匿名和隱身的性質無法達到這種在公衆目光下力陳己見的肉身實感,他們只有到了名副其實的公衆場所才能感到“公共”的具體存在。二、在公共論壇上發言是比網絡發言更進一步的動作,也許他們覺得在互聯網上說話沒用,想透過面對面的言說 去追求更直接更有效的成果。
上個禮拜,我在一場研討小區營造與公民參與的研討會中又碰到了這麼一位聽衆,他對台上所有付出過心血力氣的實務操作者冷嘲熱諷,批評他們發動公民參與小區規劃的實驗“沒有用”,“只是空談”。然後他慷慨激昂地痛批眼下中國種種怪現象,覺得比起那些更巨大更“根本”的問題,讓居民民主地介入小區的營造只是微不足道的末節,並且注定失敗。
坦白講,類似的言論我聽得太多太多。不只是公開論壇,就連你寫一篇文章,也總會有人罵你“空談”,指斥你看不到“根本”的問題。無論你在談什麼,都有人認為那還不是最“根本”的重點。究竟什麼才是“根本”的呢?很難說。於是一場談建築和規劃的論壇,會有人說教育才是重點;當你們在談教育,又有人說醫療才是重點;當你們終於談到醫療了,就有人說貧富差距的問題最重要;說起貧富差距,則有人鄭重告誡政治體制的改革方是本質的問題。
這種思維的特點是,一方面不能切割問題,總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牽一發動全身的整體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想在這一系列的問題中排出優次秩序,相信某些問題要比其他問題更根本更重要。沒錯,社會是個複雜的動態結構,沒有任何一條線索是可以完全孤立的。但是具體的社會政策討論也不可能就此得出一個一攬子的總體解決方案,我們只能在瞭解了事實的複雜脈絡之後,具體而微地針對一點下手。
至於“根本”,我很懷疑有誰能像神一樣俯瞰全局,全知全能地定出什麼才算根本問題。我們更不可能無視現實地叫教育和醫療的改革先等一等,要上不起學的孩子和看不起病的病人先熬一熬,好讓我們集中全力,先解決據說很根本的體制問題。
然而,這都還不是我最關心的;最讓我不解的是在這一大通言論之後的那句“沒有用”。無論是實體的論壇,還是虛擬的網絡,那些有關“根本”問題的評論往往沒有導向更精微更理性的辨析,反倒得出了“說這些話沒用”的結論。很明顯,這是一種情緒,近乎文首所說的那種政治犬儒主義,否定一切人家提出來了的建議,懷疑一切有人正在實行的行動方案,因為這都還不夠“根本”。如果你追問下去,什麼是根本?怎麼對付根本問題?你自己又對根本問題做了些什麼?得到的答複也許就是那句“說了也沒用”。
那一天我終於捺不住脾氣,斥責了那位聽衆,因為我覺得他對台上那些正在實際努力著的講者不公平;他怎麼能夠自己什麼都不幹,卻把手指指向他人呢?但一回頭我就後悔了,因為我又何曾對他公平過?他的情緒我一點也不陌生,那是種逆向的犬儒心態。與西方代議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這些人非常熱情,也非常關心公共事務,在網上逢帖必跟,在報告廳里一定舉手,可他的結論卻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談”與“做什麼都沒有用”。看起來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沒有巨大的悲情和沮喪,那位聽衆又怎會拿著麥克風不放?他看到的問題很多,而且一條串一條,他的無力感如此深重,乃至於他要激情地宣告“說什麼都沒用”。當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說什麼都沒用,但他必須泄出這份心頭的重壓。
與西方代議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這些人非常熱情,也非常關心公共事務,在網上逢帖必跟,在報告廳里一定舉手;可他的結論卻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談” 與“做什麼都沒有用”。看起來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沒有巨大的悲情和沮喪,那位聽衆又怎會拿著麥克風不放?他看到的問題很多,而且一條串一條,他的無力感如此深重,乃至於他要激情地宣告“說什麼都沒有用”。當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說什麼都沒用,但他必須泄出這份心頭的重壓。
人民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對政治人物的高度懷疑,通常都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的致命傷。假如人人都覺得公共事務與己無關,都認為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會說謊,誰做都一樣,從而導致投票率長年偏低,那麼公民的參政權又該從何談起呢?這種政治冷感正是許多學者反省代議民主政治的起點,他們通常會把它形容為犬儒主義的表現。這裡所說的犬儒主義,指的不只是一種價值上的虛無,對一切價值判斷和選取都抱著懸擱的態度;更是一種行動上的無能,不相信自己的一票可以改變什麼,也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學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已經淪為“選主政治”,來來去去都是一幫精英權貴在輪流換莊,普通老百姓的權力微乎其微。活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人又怎能不犬儒不冷漠呢?
過去兩年,我在內地參加過的論壇、演講和沙龍起碼過百場,幾乎每一次我都會碰到一些有備而來的聽衆,借著提問的時間發表一場迷你演說。他們的目的不是發問,他們所說的話也可能與活動主旨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他們的神態激昂,言論鏗鏘,一股氣勢噴薄而出。盡管主持人有時候會要求他們長話短說直達重點,盡管其它聽衆有時會不客氣地以噓聲要求他們中斷看似冗長的發言,可他們還是可以面無愧色地滔滔不絕。也許是在香港住得太久,習慣了港式的冷淡,我總是震懾于這些聽衆的熱情,同時又不得不感到一絲困惑。
為什麼內地會有這麼急切的聽衆,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公衆面前發言?尤其是當話題涉及到時政的時候。近乎本能的回答是他們發表意見的空間太少了,平常沒人理他,所以一定要把握機會盡情發泄。可是再想深一層,便知這個答案還不夠仔細,因為這是個網絡的時代,人人都能在論壇、博客和微博上一吐心聲,這些聽衆又何必去人家的舞台上唱自己的戲呢?思之再三,我只能想出兩個理由:一、網絡那匿名和隱身的性質無法達到這種在公衆目光下力陳己見的肉身實感,他們只有到了名副其實的公衆場所才能感到“公共”的具體存在。二、在公共論壇上發言是比網絡發言更進一步的動作,也許他們覺得在互聯網上說話沒用,想透過面對面的言說 去追求更直接更有效的成果。
上個禮拜,我在一場研討小區營造與公民參與的研討會中又碰到了這麼一位聽衆,他對台上所有付出過心血力氣的實務操作者冷嘲熱諷,批評他們發動公民參與小區規劃的實驗“沒有用”,“只是空談”。然後他慷慨激昂地痛批眼下中國種種怪現象,覺得比起那些更巨大更“根本”的問題,讓居民民主地介入小區的營造只是微不足道的末節,並且注定失敗。
坦白講,類似的言論我聽得太多太多。不只是公開論壇,就連你寫一篇文章,也總會有人罵你“空談”,指斥你看不到“根本”的問題。無論你在談什麼,都有人認為那還不是最“根本”的重點。究竟什麼才是“根本”的呢?很難說。於是一場談建築和規劃的論壇,會有人說教育才是重點;當你們在談教育,又有人說醫療才是重點;當你們終於談到醫療了,就有人說貧富差距的問題最重要;說起貧富差距,則有人鄭重告誡政治體制的改革方是本質的問題。
這種思維的特點是,一方面不能切割問題,總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牽一發動全身的整體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想在這一系列的問題中排出優次秩序,相信某些問題要比其他問題更根本更重要。沒錯,社會是個複雜的動態結構,沒有任何一條線索是可以完全孤立的。但是具體的社會政策討論也不可能就此得出一個一攬子的總體解決方案,我們只能在瞭解了事實的複雜脈絡之後,具體而微地針對一點下手。
至於“根本”,我很懷疑有誰能像神一樣俯瞰全局,全知全能地定出什麼才算根本問題。我們更不可能無視現實地叫教育和醫療的改革先等一等,要上不起學的孩子和看不起病的病人先熬一熬,好讓我們集中全力,先解決據說很根本的體制問題。
然而,這都還不是我最關心的;最讓我不解的是在這一大通言論之後的那句“沒有用”。無論是實體的論壇,還是虛擬的網絡,那些有關“根本”問題的評論往往沒有導向更精微更理性的辨析,反倒得出了“說這些話沒用”的結論。很明顯,這是一種情緒,近乎文首所說的那種政治犬儒主義,否定一切人家提出來了的建議,懷疑一切有人正在實行的行動方案,因為這都還不夠“根本”。如果你追問下去,什麼是根本?怎麼對付根本問題?你自己又對根本問題做了些什麼?得到的答複也許就是那句“說了也沒用”。
那一天我終於捺不住脾氣,斥責了那位聽衆,因為我覺得他對台上那些正在實際努力著的講者不公平;他怎麼能夠自己什麼都不幹,卻把手指指向他人呢?但一回頭我就後悔了,因為我又何曾對他公平過?他的情緒我一點也不陌生,那是種逆向的犬儒心態。與西方代議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這些人非常熱情,也非常關心公共事務,在網上逢帖必跟,在報告廳里一定舉手,可他的結論卻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談”與“做什麼都沒有用”。看起來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沒有巨大的悲情和沮喪,那位聽衆又怎會拿著麥克風不放?他看到的問題很多,而且一條串一條,他的無力感如此深重,乃至於他要激情地宣告“說什麼都沒用”。當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說什麼都沒用,但他必須泄出這份心頭的重壓。
2009年10月13日 星期二
童夢
圓月節又至,傍晚六七時,我從尖沙咀乘火車經歷一輪輾轉,回到童年時候,即幼稚園時期的我所居住的一個舊式屋邨﹣禾輋邨去吞團年飯。
那是我回憶的一大部分,它間中在我腦海中如遠去繁星閃爍,是永不能再次抓緊的部分。那段回憶是美的、甜絲絲和夾雜著天真無知的。小時候爸媽忙工作,無暇照顧我,由姑母代娘天天煮早餐管接送,風雨不改,無微不至,當時我才年五六,以為事事理所當然,並不能體會背後的偉大。直到有一天與媽媽從鐵路站徒步歸家,在紅陽頂照下眇了她的側面一剎。比秒針過一秒短的那一剎,我突然熱涙盈匡。她倆,原來比這十數年華老得更快,更不知不覺。
回憶又再閃現﹣痰罐、摺椅、還有那乘數表小啡枱,都坐著由我姑丈駕馭,油缸上漆了OTIS白色字體的摩托車再度進駐我記憶迴廊。可某一些部分,在我到了禾輋邨四望,詭異地又有所不同。當年的開放式大排檔,一間接一間地堆上灰磚,地獄般的熱去了,這懼熱者的天堂卻出陣陣無底的冷。那一個潮濕如熱帶雨林的術市,換成堂而皇之的日式連所百貨。燈火通明,顧容購物時自由自在,少了吵鬧的講價叫嚷,反令我仿如置身柏林圍牆邊,透不過氣來。井字型公屋豬紅色牆身,被蓋上冰冷的藍,密不透風,儘管簡陋依然,親切感早己拔腿遠去。
人物變遷,教人無盡唏噓。貌不同,時代使然,人不在,符合自然。那一滴眼眸吃力承托的涙,最後亦未有滴下,因為那是溫暖的,屬火烤大排檔那一份油占多,屬含辛茹苦視我為己出的姑母,及閃電傳真機的。能倘涙的地方既然不在,能倘涙者就得隨它而去,回歸心底。
那是我回憶的一大部分,它間中在我腦海中如遠去繁星閃爍,是永不能再次抓緊的部分。那段回憶是美的、甜絲絲和夾雜著天真無知的。小時候爸媽忙工作,無暇照顧我,由姑母代娘天天煮早餐管接送,風雨不改,無微不至,當時我才年五六,以為事事理所當然,並不能體會背後的偉大。直到有一天與媽媽從鐵路站徒步歸家,在紅陽頂照下眇了她的側面一剎。比秒針過一秒短的那一剎,我突然熱涙盈匡。她倆,原來比這十數年華老得更快,更不知不覺。
回憶又再閃現﹣痰罐、摺椅、還有那乘數表小啡枱,都坐著由我姑丈駕馭,油缸上漆了OTIS白色字體的摩托車再度進駐我記憶迴廊。可某一些部分,在我到了禾輋邨四望,詭異地又有所不同。當年的開放式大排檔,一間接一間地堆上灰磚,地獄般的熱去了,這懼熱者的天堂卻出陣陣無底的冷。那一個潮濕如熱帶雨林的術市,換成堂而皇之的日式連所百貨。燈火通明,顧容購物時自由自在,少了吵鬧的講價叫嚷,反令我仿如置身柏林圍牆邊,透不過氣來。井字型公屋豬紅色牆身,被蓋上冰冷的藍,密不透風,儘管簡陋依然,親切感早己拔腿遠去。
人物變遷,教人無盡唏噓。貌不同,時代使然,人不在,符合自然。那一滴眼眸吃力承托的涙,最後亦未有滴下,因為那是溫暖的,屬火烤大排檔那一份油占多,屬含辛茹苦視我為己出的姑母,及閃電傳真機的。能倘涙的地方既然不在,能倘涙者就得隨它而去,回歸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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