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 busy, yet I still got to post it

國家不解釋

民主人士劉曉波二十五日獲罪判刑十一年，舉世震撼。北京選擇耶誕作此一舉，看來並非為了利用節日氣氛掩人耳目，而是恰好相反，偏要選在西方世界最重要日子高調重判劉君，看他的支持者怎奈何。這個做法，在今天中國「雄」起來了的形勢底下，十分自然。不過，和在國際上如此張揚不同，北京在國內卻低調之極。如果不是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報會上有外記提問、新華社轉載外交部發言人的簡短答覆，判決的消息因而上了網，否則大陸人根本不知道。判決書出來後，筆者試「百度一下」，發覺顯示的一大堆「劉曉波」條，全部另有其人，犯的法與「顛覆國家政權罪」毫不相干，本文所指的劉曉波，早在「百度」消失；再試「谷歌中國」，也只能在少數一些非.cn域名的小道網站上找出判決書，且絕大部分都要「翻牆」才能看到。判決書如是，其中作為劉的主要「罪證」的六篇文章和〈○八憲章〉文本，更早已從大陸互聯網上蒸發；大陸人要明白劉案到底是什麼回事，根本不可能。中共色厲而內荏，此是明證。筆者嘗一再指出，幾十年來，政治始終是中國大陸之死穴，要保持大局穩定，一靠經濟極速增長，二靠蠻不講理的專政機器；若非如此，局面縱有一個「大得不能倒」的黨去支撑，也很難撑得起。（可笑的是，上周還有本地愛國分子提議在內地搞「十三億人民公投」。）區區一份判決書，在中國這個「法治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姜俞語），搞得如此神秘兮兮，倒引起筆者仔細閱讀的興趣。判決書不長，七、八千字左右，主要分四部分：指控、答辯、證言、判決，其中證言部分最長，是其餘總和的一倍多；此段文字詳細證明劉曉波伙同他人「炮製」〈○八憲章〉，並把六篇文章在境外問題刊物或網站上發表。對這兩點指控及所列證據，判決書指劉完全承認。至於劉的這些行為為什麼構成違反《刑法》一○五條二款，而不屬於《憲法》上列明的公民政治權利的一部分，判決書則一個字解釋也沒有。國家不解釋。

然而，其他文明國家不是這樣搞法治的，筆者舉○五年加拿大一宗涉「挑動社群仇恨」及「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審判過程為例。案中被判有罪、後被加國政府驅逐出境的德國人安宣道（Ernst Zündal），是個納粹主義者，一九五八年移民加國，一直未得該國國籍；七十年代，他開了一間出版社，向全球推銷納粹主義書刊如《六百萬猶太人真的被害嗎？》、《我們熱愛希特拉的理由》等。他的影響據說相當大，單是美國客戶便為數三萬。一九八三年，一名加籍猶太人向加國人權審議庭投訴安氏行徑，安大略省政府接受投訴，並以安氏出版《六百萬》一書干犯蓄意散播虛假消息罪為由起訴他，官司打了五年，安氏二勝一負，案件進了聯邦最高法院；九二年終審結果，認為之前的判決違憲，安氏遂得無罪獲釋，而他出版該書的行為，屬於言論自由，受加國憲法保護。長達九年的法律程序，爭論的便是安氏的憲法權益。同一議題，劉曉波在本月審判中向北京法院提出，判決書答辯部分也提及這點，但審判長根本不談這個問題。

安氏雖然得直，但加國人權審議庭繼續研究他的出版物和網站是否散播民族仇恨、干犯另一法律，他的前妻也主動參加調查。安氏見勢不妙，離加往美，非法在美居留三年，於○三年被美國遞解返加，但此時他因為三年未踏足加境，已喪失加國居留權，甫入境便被查扣。加拿大聯邦法庭最後根據他和加國其他新納粹暴力組織的密切關係，認為他對加國構成治安威脅，不再讓他居留，把他解返德國，德國政府馬上控告他，罪名是「挑動對少數民族仇恨」。長達兩年的審判，爭持非常激烈，結果，安氏被判有罪，入獄五年。無論是加拿大還是德國，審判安氏的法律過程，要點都在於判別他的行為是否違法，而不是他有沒有做出那些行為；後者根本不成疑問，因為都是公開的。劉曉波案也一樣，他的「犯罪行為」公開得不能再公開，問題是他那些行為是否受憲法保護。在大陸，國家不講道理，法庭自然也不方便講什麼道理。中國大陸是個「不講道理的法治國家」。

劉案判決後，本地當權派絕口不談有罪判決的對錯，倒是城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梁美芬博士有新穎見解：量刑太重是外國政府說三道四的結果。這用是什麼法律理由呢？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本國受審，外國人「說三道四」，被告便罪加一等，法律學者應該認為是這個國家的司法或法制有問題罷，怎會把這個法律過錯委諸別人呢？外交部指摘外國說三道四還可以，但那絕不應該影響本國司法！看來，城大乃至本港其他法律學院師生就梁博士這個理解深入討論一下，會很有意義。

篇幅關係，有關劉案的其他方面，明天續談。

逆向的犬儒

一篇來至國內南方都市報的文章：

與西方代議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這些人非常熱情，也非常關心公共事務，在網上逢帖必跟，在報告廳里一定舉手；可他的結論卻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談” 與“做什麼都沒有用”。看起來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沒有巨大的悲情和沮喪，那位聽衆又怎會拿著麥克風不放?他看到的問題很多，而且一條串一條，他的無力感如此深重，乃至於他要激情地宣告“說什麼都沒有用”。當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說什麼都沒用，但他必須泄出這份心頭的重壓。

人民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對政治人物的高度懷疑，通常都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的致命傷。假如人人都覺得公共事務與己無關，都認為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會說謊，誰做都一樣，從而導致投票率長年偏低，那麼公民的參政權又該從何談起呢?這種政治冷感正是許多學者反省代議民主政治的起點，他們通常會把它形容為犬儒主義的表現。這裡所說的犬儒主義，指的不只是一種價值上的虛無，對一切價值判斷和選取都抱著懸擱的態度；更是一種行動上的無能，不相信自己的一票可以改變什麼，也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學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已經淪為“選主政治”，來來去去都是一幫精英權貴在輪流換莊，普通老百姓的權力微乎其微。活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人又怎能不犬儒不冷漠呢?

過去兩年，我在內地參加過的論壇、演講和沙龍起碼過百場，幾乎每一次我都會碰到一些有備而來的聽衆，借著提問的時間發表一場迷你演說。他們的目的不是發問，他們所說的話也可能與活動主旨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他們的神態激昂，言論鏗鏘，一股氣勢噴薄而出。盡管主持人有時候會要求他們長話短說直達重點，盡管其它聽衆有時會不客氣地以噓聲要求他們中斷看似冗長的發言，可他們還是可以面無愧色地滔滔不絕。也許是在香港住得太久，習慣了港式的冷淡，我總是震懾于這些聽衆的熱情，同時又不得不感到一絲困惑。

為什麼內地會有這麼急切的聽衆，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公衆面前發言?尤其是當話題涉及到時政的時候。近乎本能的回答是他們發表意見的空間太少了，平常沒人理他，所以一定要把握機會盡情發泄。可是再想深一層，便知這個答案還不夠仔細，因為這是個網絡的時代，人人都能在論壇、博客和微博上一吐心聲，這些聽衆又何必去人家的舞台上唱自己的戲呢?思之再三，我只能想出兩個理由：一、網絡那匿名和隱身的性質無法達到這種在公衆目光下力陳己見的肉身實感，他們只有到了名副其實的公衆場所才能感到“公共”的具體存在。二、在公共論壇上發言是比網絡發言更進一步的動作，也許他們覺得在互聯網上說話沒用，想透過面對面的言說 去追求更直接更有效的成果。

上個禮拜，我在一場研討小區營造與公民參與的研討會中又碰到了這麼一位聽衆，他對台上所有付出過心血力氣的實務操作者冷嘲熱諷，批評他們發動公民參與小區規劃的實驗“沒有用”，“只是空談”。然後他慷慨激昂地痛批眼下中國種種怪現象，覺得比起那些更巨大更“根本”的問題，讓居民民主地介入小區的營造只是微不足道的末節，並且注定失敗。

坦白講，類似的言論我聽得太多太多。不只是公開論壇，就連你寫一篇文章，也總會有人罵你“空談”，指斥你看不到“根本”的問題。無論你在談什麼，都有人認為那還不是最“根本”的重點。究竟什麼才是“根本”的呢?很難說。於是一場談建築和規劃的論壇，會有人說教育才是重點；當你們在談教育，又有人說醫療才是重點；當你們終於談到醫療了，就有人說貧富差距的問題最重要；說起貧富差距，則有人鄭重告誡政治體制的改革方是本質的問題。

這種思維的特點是，一方面不能切割問題，總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牽一發動全身的整體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想在這一系列的問題中排出優次秩序，相信某些問題要比其他問題更根本更重要。沒錯，社會是個複雜的動態結構，沒有任何一條線索是可以完全孤立的。但是具體的社會政策討論也不可能就此得出一個一攬子的總體解決方案，我們只能在瞭解了事實的複雜脈絡之後，具體而微地針對一點下手。

至於“根本”，我很懷疑有誰能像神一樣俯瞰全局，全知全能地定出什麼才算根本問題。我們更不可能無視現實地叫教育和醫療的改革先等一等，要上不起學的孩子和看不起病的病人先熬一熬，好讓我們集中全力，先解決據說很根本的體制問題。

然而，這都還不是我最關心的；最讓我不解的是在這一大通言論之後的那句“沒有用”。無論是實體的論壇，還是虛擬的網絡，那些有關“根本”問題的評論往往沒有導向更精微更理性的辨析，反倒得出了“說這些話沒用”的結論。很明顯，這是一種情緒，近乎文首所說的那種政治犬儒主義，否定一切人家提出來了的建議，懷疑一切有人正在實行的行動方案，因為這都還不夠“根本”。如果你追問下去，什麼是根本?怎麼對付根本問題?你自己又對根本問題做了些什麼?得到的答複也許就是那句“說了也沒用”。

那一天我終於捺不住脾氣，斥責了那位聽衆，因為我覺得他對台上那些正在實際努力著的講者不公平；他怎麼能夠自己什麼都不幹，卻把手指指向他人呢?但一回頭我就後悔了，因為我又何曾對他公平過?他的情緒我一點也不陌生，那是種逆向的犬儒心態。與西方代議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這些人非常熱情，也非常關心公共事務，在網上逢帖必跟，在報告廳里一定舉手，可他的結論卻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談”與“做什麼都沒有用”。看起來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沒有巨大的悲情和沮喪，那位聽衆又怎會拿著麥克風不放?他看到的問題很多，而且一條串一條，他的無力感如此深重，乃至於他要激情地宣告“說什麼都沒用”。當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說什麼都沒用，但他必須泄出這份心頭的重壓。